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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 十二、八月失败前后

来源:http://www.ablakeforum.com 作者:澳门娱乐场网址 时间:2019-05-13 13:28

  龙源口大捷后,红四军抓紧敌军受到重创、一时尚未发动反攻的短暂时机,将各部队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第二十八团开往安福,第二十九团开往莲花,第三十一团在永新的石灰桥、吉安的天河一带活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出现一派大好形势。

这次会议是红四军建军初期一次没有毛泽东出席的会议,也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教训的会议。它没有达到制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的目的,从而造成了根据地的“八月失败”。但这次会议对全军指战员随后深刻认识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性和远离根据地的危险,奠定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起了一定的作用。

  红四军按中共中央规定,是由湖南省委领导的。而湖南省委早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曾规定:“工农军之调遣属于省军委,但经省军委的托付特委可以调遣。”①这里所说的“特委”,是指湘南特委。并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主要又在江西境内,因此江西省委对它自然也十分关心。湖南和江西两个省委都加强了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但随着也带来一些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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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委在四月十五日、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十日、五月十三日和七月八日多次向中共中央报告边界情况,并曾在五月间“去信毛泽东、朱德同志,要他们赶快向吉安及赣西南发动,因遂川、永新、宁冈本地的工作深入固然要紧,但在军事上不如播[采]扩大的策略”。②湖南省委机关在这时曾遭受严重破坏。所以,四月间井冈山会师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成立是由湘南特委决定的。五月间,湖南省委逐步恢复工作,并在这个月的下旬派巡视员杜修经上井冈山,同红四军取得联系。杜修经在宁冈、永新、井冈山地区了解情况后,返回当时省委驻地安源。六月十五日,杜修经向省委写了关于“红军情形、湘赣边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的报告③,汇报红四军的来历、军队党组织情形和湘赣边界持委的情况。湖南省委在贺昌主持下经过讨论,六月十九日作出《中共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并于六月十九日写了一封指示信,表示对红军“以罗霄山中脉力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而且前行信亦如此指示。兄处应根据上处各项的指示,积极的发展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暴动,造成以工农为主力的割据局面。”④他们批评了边界待委和四军,认为“应采取向外发展的策略”,打破原有的“保守观念”,并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总之你们目前的主要策略,应当是积极的向外发展,必须打破原有的保守观念。”⑤但当前的重点仍在“巩固罗霄山脉中段的根据地”,并没有提出红四军立刻去湘南的问题。湖南省委还派袁德生带着六月十九日通过的这两个文件去井冈山。

毛泽东 资料图

  袁德生刚走,情况却突然发生变化。在盲动主义影响下,湖南省委对形势变化和敌我力量又作了错误的估计:过高地估计了红四军的力量和湖南群众斗争的形势,过低地估计了湖南统治阶级的力量,从而制定了湖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随后,派杜修经带着省委给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待委的两封信,再上井冈山,和杜修经同行的还有派往湘赣边特委担任书记的杨开明。

电视剧《寻路》第14~16集记叙了红四军在酃县沔渡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前后。

  六月三十日下午,在永新县城商会楼,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毅、宛希先、王尔琢、何挺颖、朱云卿、谭震林、陈正人、刘珍、刘作述、刘家贤、王怀、贺敏学等。刚好,杜修经由交通员带到永新,就把湖南省委的两封信当面交给毛泽东。

沔渡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中共红四军第三次代表大会。当年参加过会议的二十九团一连士兵委员会负责人李步云曾这样写道:开会的大约有100多人,过去都是在会前选出大会主席。这次有人提名龚楚,结果被通过。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首先请朱德讲话。

  湖南省委写给红四军军委的这封信中,认为驻在湖南的国民党第六军已“恐慌极矣”,“有向赣西附近推进模样,因此与赣西部队冲突己为事实”。

这次会议是红四军建军初期一次没有毛泽东出席的会议,也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教训的会议。它没有达到制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的目的,从而造成了根据地的八月失败。但这次会议对全军指战员随后深刻认识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性和远离根据地的危险,奠定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起了一定的作用。

  并根据他们制订的湖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要求红四军在“占永新县后,立即向湘南发展,与三十、三十三团相联后,帮助湘南党部努力于最短期间发动耒阳、永兴、资兴、郴州的群众力量,以造成四县的乡村割据。对衡阳取包围形势,然后用全力向茶陵、酃县、攸县、安仁发展,以与湘东暴动相联系。只有采取这样的积极发展政策,才能解决一切军事的、财政的、政治的困难。而且可以解决敌人两次‘围剿’的形势。”⑥信中断然要求红四军“毫不犹疑的立即执行!”⑦决定“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⑧省委指定(以)下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⑨事实上,是要杜修经监督红四军严格执行省委作出的“立即向湘南发展”的错误决定。

永新联席会议和杜修经的到来

  湖南省委还在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写道:“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二百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以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提出:“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待委,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⑩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两封来信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省委巡视员袁德生、杜修经不顾客观形势,极力主张坚决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主力前往湘南的决定。毛泽东、朱德根据时局的分析,认真权衡了各方面的利弊得失,认为当敌人内部处于稳定时期,而湘南地区敌人的力量又过于强大、各方面条件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红军远离根据地,出征湘南,不论对边界工作,还是对红四军本身,都是不利的。经过讨论,会议顶住湖南省委的压力,仍决定坚持罗霄山脉政权的计划,袁德生、杜修经最后也表示同意会议的决定。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两支部队会师后,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继在草市垇歼敌一个团以及在新、老七溪岭歼敌一个团后,6月23日,红四军又取得龙源口大捷,击溃赣敌两个师,攻占了永新县城。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境,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分,遂川的北部,酃县的东南部,以及茶陵的西南部,总面积达7200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进入全盛时期。6月30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进一步发动群众,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问题。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宣读了6月19日湖南省委关于完全同意湘赣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建立以罗霄山脉中脉为根据地的决议案。会议过程中,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又带来了湖南省委6月26日给湘赣特委及红四军军委的指示信: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200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出发湘南的四军军委应取消,另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七月四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特委的名义,在永新写报告给湖南省委,说明联席会议讨论的结果:“袁、杜二同志于六月三十日同时抵永新,所携省委通告及中央对湖南工作决议案均悉。在省委两信中所指示的前后颇不同,前者要我们继续建设罗霄山脉中段各县政权以为军事根据地,不更变一个月前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后者要我们于攻永新后,冲往湘南以避敌人‘会剿’及解决经济上之困难。”“六月三十日夜上由特委、军委、永新县委开联席会议讨论省委来信,袁、杜二同志皆参加,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11)然后,从红军、敌情、根据地,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陈述了六条理由,根据大量事实说明:“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仍可出茶、攸、醴、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提出:“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12)永新联席会议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转战于永新、莲花、安福和吉安边境,分兵发动群众,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时,湘军吴尚部趁机侵入宁冈。红军间道出击未成。为了阻止湘军同赣军会合,解除对根据地的威胁,红四军分兵两路迎战。一路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率领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跨入湖南境内,攻击湘军后方营地酃县、茶陵,迫使他们回退,不敢久留永新,宁冈;另一路由毛泽东、宛希先、朱云卿率领第三十一团经拿山打回宁冈,同朱德所部形成东西夹击湘军的态势。当第三十一团回到茅坪时,湘军已由龙源口退往永新。第三十一团立刻跟踪追击,直奔永新。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在七月十二日一举攻克地处湘赣边境的酃县县城。湘军在永新还没有站稳脚跟,便在十四日匆匆退回高陇。赣军虽然跟着又开进永新,但两军汇合的计划终于没有实现,又受到红军第三十一团的不断袭扰,处在进退维谷之中。

毛泽东看完信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分析形势后说:面对两省敌人,仅仅用200支枪能守住井冈山吗?而湖南的敌人比江西的敌人要强大得多,如果我们冒进湘南,不仅根据地会丧失,部队也会遭到严重牺牲和损失。因此红四军必须留在井冈山。毛泽东还说,脱离实际地搞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起义、城市暴动,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人,这些不是血的教训吗?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杜修经、龚楚和二十九团的许多干部则坚决主张执行湖南省委指示。两种意见争执不休。由于大多数同志对毛泽东意见的支持,杜修经表示暂不去湘南,向湖南省委汇报后再做决定,会议才停止争论,做出了暂不执行省委意见的决议。

  第二十八和二十九团攻下酃县后,原来计划北攻茶陵。但是,吴尚已被迫由宁冈、永新一带返回茶陵。这样,红军大队攻击酃县以调动湘军回防的目的已经达到,而赣军侵入永新后对边界割据造成严重威胁。于是,朱德、陈毅、王尔琢决定改变攻取茶陵的计划,率红军大队折回同酃县接壤的江西宁冈,增援永新。

恰在此时,国民党发动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毛泽东、朱德接到敌情报告,湘敌吴尚第八军两个师从茶陵、酃县向宁冈进攻,江西王钧、金汉鼎、胡文斗3个军也正向遂川、永新推进。为了粉碎敌人会剿,毛泽东、朱德当即商定了破敌之策,决定由朱德、陈毅率二十八、二十九团攻打酃县和茶陵,袭扰湘敌后方,迫使湘军回湖南,然后迅速返回永新,合击赣敌。与此同时,毛泽东率三十一团在永新挡住赣敌,切断湘赣两军交通。他们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部署,再三强调二十八、二十九团攻下酃县后,决不能去湘南。

  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从第二十九团内传出要回湘南去的消息,还提出:“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第二十九团团长是胡少海,党代表是龚楚。这支部队原来由湘南起义后成立的宜章农军第三师改编而成,指战员中家乡观念十分严重,上井冈山后,当地因人员骤增而在经济上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就不愿在井冈山地区继续过艰苦的生活,一心想回家乡去。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和第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又在下面鼓动群众闹着要回湘南。七月十二日晚,第二十九团在酃县县城秘密召开士兵委员会议,“不通知上级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十三号由酃县去湘南,私自找好了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13)那时,红四军中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可以参加部队的管理,维护军队的纪律,监督连队的经济,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做群众工作,罢免基层领导干部。军事主官的决定,如果没有士兵委员会的同意,就很难执行。

  朱德、陈毅得知第二十九团内部出现的情况后,立刻写信给留在水新的毛泽东,并且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对第二十九团要返回湘南的行动加以阻止。“多方面解释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他们总是要去。他们说官长如果不允许他们去,他们就缴了枪单身去。因为那时永新告急,遂川亦增了兵,大部军队如去湘南,边界有立即丧失的危险,所以军队当时负责的同志都感到非常棘手。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山之危,再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出。”(14)当朱德向士兵讲演时说,“军部没决定,怎么能回湘南?底下就喊:军长带我们回湘南。

  朱老总讲,革命要听命令。战士讲,你带我们回湘南,我们就听你的命令。”

  (15)在这种情况下,朱德不得不断然宣布撤销第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下令红军大队从酃县开往沔渡,仍准备回师井冈山北麓的永新。

  七月十四日,红军大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离开酃县城向东开拔。但是,“走了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士兵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军心涣散,组织解体。如果途中遇着敌人定是不能作战,马上溃散。”

  (16)红军大队从酃县到达沔渡时,刚一宿营,第二十九团的官兵又闹起来,仍坚持要回湘南。“军委看了这种情形觉得勉强留住他们,不能作战也无用。”

  (17)红四军中再一次出现混乱。

  十五日,为了整顿红军纪律和确定部队行动方向,红四军军委在沔渡召开扩大会议。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胡少海、龚楚和杜修经参加了会议。会上,“朱德同志是不同意去湘南。”(18)龚楚却竭力主张把部队拉到湘南去,“还提出‘围魏可以救赵’,我们到湘南,把敌人引过来,可以促进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永新发展。”(19)随同大队行动并负有监督责任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也支持去湘南的意见。当天,红四军军委复议后,仍不顾这些反对意见,坚持作出东进遂川以解永新之围的决定。这时,第二十八团内又有人提出不回永新,要去赣南,说是“到赣南就食,一有事马上回来”。(20)在这样意见分歧的情况下,迫使军委改变返回永新的决定,同意第二十九团去湘南的要求。但军委领导这时还有一层难处:“恐怕二十九团单独回去,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但二十八团士兵不大愿去。”(21)这时,杜修经怕担当责任,便提出“部队不忙行动,待我去茅坪同毛泽东商量一下,看他的意见如何再定。”(22)龚楚却说:“只能等一天,后天就不等了。”杜修经第二天赶到茅坪时,毛泽东却在永新。

  杨开明说:“你们既然作出决定,你们就去吧!毛泽东那里由我去说。”杜修经赶回部队,最后定下去湘南。部队由污渡去湘南时,原有的军委取消,组织了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陈毅为书记。

  七月十六日,红军大队由沔渡开到酃县水口。十七日,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从酃县水口出发,向湘南开进,踏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毛泽东接到朱德、陈毅的信后,知道部队要去湘南,便派茶陵县委书记黄琳(江华)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追赶部队。这时,部队正在向湘南进军的途中。杜修经后来回忆说:“送来一封毛泽东要我们不去湘南的信,送到我手里,部队在休息,我看信时,陈毅在旁边,我看完后就给陈毅看。信是毛泽东写的,有两页。”(23)毛泽东这封写给杜修经和朱德、陈毅的信,讲了许多不能去的理由。他说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我们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

  现在形势的发展对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十分有利。如果此刻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他希望朱德、陈毅耐心说服部队,不要去湘南,留在边界坚持斗争。陈毅看完信后,杜修经问他:“怎么办?陈毅说宿营后,晚上军委开会决定。”(24)大队宿营后,军委决定就地休息一天。“第二天,开连以上干部会”。

  (25)这次会议,是杜修经主持的。

  会上,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朱德、陈毅拿来军用地图,摊在桌上,计算回去的路程。朱德提出要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不要去湘南,劝大家赶回去解永新之围。他说:“回宁冈需要两三天时间。”龚楚是一直主张去湘南的。他说:“看来离井冈山近,但因大山相隔实在很远。”(26)还说回去走的是山路,而去湘南是下坡。仍坚持去湘南。并且提出这是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问题。两种意见,各不相让。萧克回忆道:“二十八团有意见,不愿去湘南。王团长(尔琢)就反对去湘南。杜修经在会上以省委代表的资格压人,非常专横跋扈,对王团长讲:‘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在水口住了一天,还是决定回湘南。”(27)会上虽然经过激烈争论,仍没有能改变杜修经、龚楚等坚持的要去湘南的决定。这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28)和“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

  (29)

  后来,江华回忆起执行这次任务的情况时说:“我为这事从永新县城跑到酃县城,一天晚上就跑到,一天跑了一百多里,找到陈毅、朱德他们。他们正在庙里开会。我带了主席的信,要他们回来。他们讨论了,是在酃县一个大庙里面,都是干部。”“主席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劝他们回来,不要打湘南,要打茶陵,打了茶陵回来。我是茶陵县委书记,所以派我去。结果挽回不了。”(30)红军大队一从酃县南下,以湘南农民为主体的第二十九团立刻一改原来那种“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的状态,行军速度飞快,一路上很少休息。第二十八团在后面紧追都跟不上。这时,朱德忧心忡忡,总觉得打郴州是凶多吉少。他后来说:“当时上面是盲动,下面农民意识那样浓厚。”

  “八月很远的去袭击郴州,那样远,又那样热,真是好冒险。”(31)龚楚写道:“攻郴州计划决定后,朱德为了保持高度的秘密及出敌意外,决定先下桂东,威胁汝城,然后转攻郴州。于是我们即率二十八、二十九两团及郴州赤卫队于十七日出发,十八日下桂东,十九日至沙田,二十日进抵汝城之南洞,休息了一天,并派出一营向汝城游击,二十二日由南洞出发,越过资兴的龙溪十二洞,经东江,于二十四日下午二时进攻郴州。”(32)七月二十四日凌晨,红军大队赶到郴州城郊,原来以为城内是许克祥的部队,攻城的命令已下,部队正准备发起攻击。就在这时,从城里跑出来的老百姓那里得知,驻扎在郴州的并不是许克祥的部队,而是范石生的部队。

  这正是朱德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当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界时,曾得到范石生不少帮助。他们在韶关分手时,曾有默契: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现在遇到这种完全出乎意外的情况,使朱德感到十分为难。他反复思索后说:“不打了吧!”(33)杜修经坚持要打,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34)这时,红军大队已经开始行动,事实上也难于中止。

  红军大队在“郴州城东十多里的地方,碰到了范石生的两个团。二十九团打下了两个山头就攻不动了。前面传下命令要二十八团赶快上去。”“二十八团上去,果然很快就把正面的敌人打垮了。他们冲出一条道路,直奔郴州城。”(35)郴州城东有一条耒水绕过,并筑有一座大石桥连接两岸。攻城的战斗进展得很顺利。郴州城内驻扎的不是范石生的主力部队,“只有一个补充师,全是新兵”。(36)他们毫无准备,仓促应战。红军以飞快的动作,冲过大石桥,杀向城内。城里的守军得知这支攻城的红军部队是朱德的部队后,“大多数自动停止抵抗,其中有两个连及一部官佐竟集合请朱德亲自来缴械”。(37)郴州,是范石生的后方,刚刚组建了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很充足,而且都是新的。打开郴州后,红军涌迸城里。那时,湘南农民出身的第二十九团士兵“战场纪律不大好,特别有些农民意识严重的同志,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拣,一个个肩背手提,罗罗嗦嗦一大堆,真不像个红军的样子。

  直到朱军长进了城,才制止住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38)第二十九团全散开了,发现敌情时都收拢不了。这也是郴州失败的原因之一。

  傍晚,第十六军驻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约五六个团进行反扑,向城内发起攻击。第二十八团在朱德的指挥下,守住了大石桥,并命令部队迅速撤退。“朱军长亲自掌握着机枪连,掩护部队过桥。”(39)军部、第二十八团和特务营都过来了。第二十九团奉命先撤出郴州,在城郊集合。但是,他们在进郴州后,部队已自行散开,难以掌握;撤出郴州时又动作缓慢,被敌军切断,大部分没有过桥,直向宜章方向退散。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风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40)第二十八团安全撤出,损失不大。第二十九团只余下团长胡少海带领的一百多人。朱德、陈毅、王尔琢带着他们从郴州撤向资兴。

  七月二十五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红军退到桂东、资兴、汝城之间的龙溪十二洞。由于打郴州先胜后败,第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这时,红军士气不振、思想混乱。于是,红四军军委决定进行一次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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